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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我的三個媽

來源:運城日報發布者:時間:2019-12-06

王志英

一般人都有兩個媽:生你的媽與愛人的媽。可我卻有三個媽媽:一個生母,一個養母,一個岳母。三個媽媽,都是我最親最親的人。

1939年農歷十一月二十四,我在運城解縣(現鹽湖區)小張塢村廟前巷一個下中農家庭出生了,父親王觀津、母親謝成炎。由于大爸早逝,大媽又接連失去了大哥和大姐,爺爺做主,把我過繼給大媽做了兒子。

不知道是才離開生母,還是才“斷奶”的緣故,我到養母身邊后特別愛哭,晚上哭,白天也哭;臥下哭,走著、抱著也哭。爺爺著急了,就讓爸爸在各個路口貼上了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個夜哭郎,行路君子念三遍,一覺睡到大天亮”的貼子。眼見不管用,媽媽和二姐只得在夜里換著抱我在房間里走來走去,一邊走著,一邊拍背,一邊哼著他們自編的催眠曲……就這樣打鬧著我又長大了一歲。直到將近兩歲時,我才學乖了,天黑了就睡覺,天亮了就起床,一家三口才過上了人過的日子。

能睡覺了,媽媽和姐姐當然高興;但睡覺后不知道起床尿尿,卻又給媽媽帶來了麻煩。于是,我尿濕了左邊,媽媽就把我挪到她的右邊;尿濕了右邊,媽媽又讓我睡到她的胸前,反正不讓我接觸到一小塊尿濕的床褥。

二姐,也把我當成寶貝蛋。我剛學會調步,就要自己走動。二姐怕我跌了,非要護著我走,我卻雙腿直搗,非要自己“跑”不可。她只好跟在后邊招呼我。誰知,我學會走路后,卻反倒懶得走動,非要二姐抱著或背著我不可。

天有不測風云。我7歲時,二姐染上了“癆病”,從此沒了二姐的笑聲。就是這,她還忍著病痛,天天晚上幫我記“字片”,因為有她的神助,我從來沒有因為忘記字片而受過批評。可惜的是第二年她就撒手人寰了。從此,守寡的媽媽就只剩下我這一根獨苗苗了,我也成了媽媽的唯一希望,成了媽媽的心頭肉與命根根。

一次,我得了水豆痧,高燒不退,昏迷不醒,這可嚇壞了媽媽!她連忙讓爺爺請來醫生,又親自到娘娘廟里祈求神靈。后來,聽人說了一個偏方,她用銅錢蘸點小油,在我的身上刮來刮去,一邊刮著,一邊念叨著:“求yaya(指“神”)保佑我娃,我用全豬全羊獻你!”“刮痧”后,我的病情漸漸好轉,媽媽的臉上才綻出了笑容。

記得有個星期天,我從羊村完小回到家里,一聽說養母去了王見村續姐家,就哭著鬧著要去找媽,生母攔擋說:“王見村離咱村太遠,遇見狼咋辦?別去了,我給你做好飯吃。”可我硬是一路小跑,一路哭嚎,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,一頭栽進媽媽懷里,抽泣著說:“媽要不想我,以后星期天我就不回來了。”媽的眼淚剎時流了下來,摸著我的頭:“好憨娃哩,媽不想你想誰呢?!”邊說邊起身拉著我,邁著她那雙小腳,大步流星地往我們小張塢村返。一進家門,就挽胳膊碼袖,直接鉆進廚房。不一會,一碗香噴噴地我最愛吃的“假麻食”就端到了我的面前。瞬間,一股暖流淌進了我的心窩……

因為大爸早已去逝,我與爺爺、生父、生母仍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。讀書,仍由親生父親供著。記憶中有這樣一件事:一年元宵節后,我正準備去羊村完小讀六年級,爸爸突然對我說:“囤孩(我的乳名),今年爸爸沒有錢也沒有糧了,供不起你再念書了!”雖然爸爸滿臉愧疚,心如刀絞,但我仍哭鬧不至。媽媽只好拉著我去找嬸娘(我的生母)。

嬸娘一聽,也急了!立即對媽媽說:“嫂,你也莫急,讓我到他舅家去一趟,或許能想出個辦法來!”

下午回來時,嬸娘肩上扛著半袋面,一看見我就笑著說:“你大舅給你拿了半袋面、5塊錢,夠一個月用了!”

從此,兩位母親就為我"不致輟學"而忙活得不可開交……

媽媽是個小腳,走不了路,在家里除了做飯、磨面、洗洗涮涮外,只能幫人紡棉花賺錢。于是,她就從清早紡到晚上,再從晚上紡到半夜,一天又一天,只聽見她的房子里“嗡—嗡—嗡—咯噔,嗡—嗡—嗡—咯噔……”搖著紡花車,無休止地紡啊紡……

嬸娘,心靈手巧,除了幫助爸爸做地里活外,起早貪黑地盡力多做一些小玩意兒,如小娃的虎頭鞋、虎頭帽、虎頭枕、小褲小襖,端午節的香包,逝者的黃枕、金雞,等等,然后就拿到集市上擺攤叫賣……就這樣,積少成多,兩個媽媽就靠著塊兒八毛錢地積攢,供我讀完了完小、師范、大專……

1959年,是我的人生分水嶺。那年臘月二十四,我與本村姑娘王淑珍結婚了。本該在這個大家庭再享受幾年“新媳婦進門”的喜慶日子,但三年困難時期卻不期而至。為了渡過災荒,由親生父親主持,給我們分了家,我和養母、媳婦三個人從大家庭中剝離了出來。

那時分家,沒有什么可以分的。只分到三間北房、三雙筷子、幾個粗碗、一個小桌,還有夠吃一個月的糧食。

在我的記憶中,有這么幾件事是我難以忘懷的:

一是為女兒走“滿月”,岳母在她家買肉、買面蒸成的“兩桌”“六六席面”和一大鍋白面蒸饃,然后由岳父擔著送到我家待客;

二是春耕、夏收,岳父岳母讓我內兄帶上他的幾個妹妹親自到地里勞作,特別是夏收,都是他們親自割、親自捆、親自運,親自打,親自曬,然后把糧食一袋一袋拉到我家;

三是每年年終煮麻花,岳母從她家把麻花煮好送到我家;每年紅薯磨粉,內兄在我隊為我家磨粉;

四是幫助我家蓋院子。那時,我在外教書,媳婦又有兩個孩子,岳父、岳母、內兄以及她的三個妹妹,全家總動員,打胡基的打胡基,拉土的拉土,填基底的填基底,做飯的做飯,加上做泥瓦匠的三弟,為我們小家在廟前巷內蓋起了三間西房、一間灶房和一間門樓,雖說是只上了個“二遍泥”,總算是建起了一個“安樂窩”。

更讓人感動的是我受打擊報復被隔離審查后……

那是1976年,運城地區的小麥嚴重減產,時任地委書記卻慌報增產兩成以上,以致下達的“夏糧征購”任務比大豐收的1975年還要大。情急之下,我在縣委召開的“公社書記會”上,要求削減“征購”任務。縣委將我的意見轉報地委后,卻遭到時任書記的打擊報復,以“鄧小平爪牙”為罪名大批特批。“四人幫”倒臺后,又冠以“四人幫爪牙”把我關進監獄隔離審查,時間長達兩年零四個月。

那時,糧食特別緊張。粗糧多、細糧少,白饃總是留給小孩和老人吃。可我,坐在監獄里,每月卻能接到四大布袋白面干饃片。時間長了,我就生疑:“家里只有老媽、孩子與愛人,哪里來的這么多白面饃?”平反昭雪后,我才知道,白面干饃片都是岳母一家從嘴里省下來的。

而且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:開始,岳母是在院子里曬白饃片,孫子見了,偷吃了幾片,她就把孫子打了一頓。為了防止孫子再偷吃,她就讓內兄把白饃片放到房子頂上曬,這才有了我坐在監獄每月卻能吃上四大布袋白面干饃片的事實。

說句老實話,我在監獄隔離審查的那幾年,我和我的家,包括我的老媽、我的媳婦和我的孩子,如果沒有岳母一家人無微不至的照料,很難想像到哪里還有我們的現在這個家!

不管生母,養母,也不管是岳母,她們都是我最親最親的親媽,我要永遠愛護她們、保衛她們、贍養她們。這是文化傳統,也是一條不可逆轉的人生規矩,永不過時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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