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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東裴氏“天下無二”核心在于“推誠為先”
——裴氏家風奧秘揭示

來源:發布者:時間:2019-12-05

裴雙喜 王琪琳

縱觀我國歷史上的望族,都以各具特色的優秀家風成就著人才,諸如最輝煌的隴西李氏、最顯赫的皇族劉氏、烏衣巷豪門謝氏、文才濟濟的瑯琊王氏以及與著名“四大家族”并稱的清河崔氏等。但是,與裴氏家族相比,他們亦顯赫,但人才延續不如裴“長”——自周秦,至明清,綿延2600年;亦優秀,但人才分布不如裴“廣”——史載3000名人,遍及哲學、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天文歷法、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;亦清正,但道德操守不如裴“廉”——118位宰相和將軍,鮮有貪腐。裴氏之所以能夠“天下無二”獨領風騷,核心就在于對“推誠為先”的理念的踐行。

一、“推誠為先”的神奇力量

1.文化淵源

自從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誕生,家風文化也就隨之產生。因為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關系,是客觀唯一的、不可選擇的特殊關系。沒有比父母子女關系更直接、更可信任的,也沒有比父母子女感情更真實、更真誠的。即便是義父母子女的感情也應如此!所以,通常家風是一種真實內在的精神動力,是一種以血緣為紐帶的互誠互信。

2.思想基礎

《中庸》指出,“誠者,天之道也;思誠者,人之道也”。意思是說,誠,是自然規律;追求誠,是社會規律。《大學》如是說,所謂誠其意者,毋自欺也。也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實事求是,繞道規律就是自欺欺人,將一事無成。《中庸》又指出“誠則明,明則誠”,是說真誠的態度有助于正確地認識事物;正確認識事物有助于堅持獲得的真理。既誠又明,就能為人類認識世界作出較大的貢獻。這幾段出自《中庸》的名言,講述了以誠為本的重要性。真誠是社會與人生的大道,是無法分離的,它既是天道運行的法則,又是人道運行的法則。只有為人真誠才可以說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,也才能夠得到人生的智慧,從而擁有成功的人生。真誠、誠實、誠信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則,又是人生成功的根本途徑。在現實生活中不可以弄虛作假、偷奸耍滑、陽奉陰違。凡事以真誠相待,也許暫時會有人誤會,然而最終還是會得到理解。做人至誠,是最省力氣的做法。只要你是發自內心地對人對物,沒有雜質,不是表面功夫,外界是可以感受到的,從而反饋給你的就是巨大的思想能量。

3.理論架構

一代偉人毛澤東說:“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。”因為世界觀決定人生觀,人生觀決定價值觀也包括道德觀。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的內核稱為“仁”,從倫理道德上說,這當然是有道理的。但儒學并不只是倫理道德的學說,它是和宗教、倫理、哲學都可以對話的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。談倫理就要講“仁”;談哲學,就要講“誠”了。這個“誠”字,也是儒家思想體系中關于世界觀的概念。因為世界觀變了,人生觀、價值觀,包括道德觀都會隨之而變。裴氏家風正是在“誠”這個儒家世界觀的指導下形成的,之后會發現至誠如神。只有真的誠于己,才有去私欲、存天理、致良知,也才有立志、知行合一這一系列有效的自我循環。《中庸》指出,“誠者,物之終始,不誠無物”。在儒家看來,沒有了“誠”,就沒有了一切,一切都依“誠”而存在。“誠”就是“真”,是客觀實在的屬性與規律。說到這里,大家就應明白了,“誠”類于現代意義上的“實事求是”。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。足見裴氏“推誠為先”作為世界觀的高明之處就是堅持實事求是,而且凡思考問題、舉手投足,總把實事求是作為世界觀放在首要的位置。

4.核心價值

所謂“核心價值”,是在價值群中,居于核心地位,起主導作用的價值。裴氏家風具有多元價值,諸如“重教守訓”使得家族成員嚴守家訓、以身示教;“德業并舉”,教育子女要做大事,先要做好人,強調做人做事的一致性;“文種勿絕”則激勵子女要自強不息、修身不止等。凡此種種各有各的價值,但是在實踐中起決定作用還是“推誠為先”,所以說“推誠為先”才具有裴氏家風的核心價值。因為無論自強不息、以身示教,還是做人做事,都離不開“誠”作為支撐,離開誠,幾乎一事無成。所以裴氏家風始終以“推誠為先”作為他們的價值取向。

在我國浩瀚如海的家風模式中,裴氏家風依托以上4個因素,聚合成無比強大的能量,創造了“推誠為先”這一見解獨到、做法獨特的家風文化,這就是裴氏“天下無二”的核心本質。

二、“推誠為先”與傳統“八德”

原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說,“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‘八德’: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。這些就是中華文化的DNA,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里。迄今為止,還沒有哪個人敢挑戰這八個字。”說明歷古于今“八德”始終居于家教中的重要位置。《易傳》:“履,德之基也。”“履”,有小心行走之意,含有遵循規律而行的意義。

就像你知道了“天理”,不一定能夠“存”在于心里。要想真正提升自身,還需要立志,而立志,就必然要做到知行合一。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這點,知道是一回事,做又是一回事,人為地分裂開來。知和行本是一體,真“知”就自然能真“行”,若有一點偏差,那就不算是真“知”,就算不得“誠”了。根據知行合一的原理,踐行“八德”必須建立“推誠為先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。裴氏代表人物以誠行“八德”的故事不勝枚舉。

如裴秀以誠行孝。

裴秀母親由丫鬟而被納為妾室,不僅因為貌美如花,而因她心靈手巧,善于烹調。裴秀從小好學,有風度節操,八歲就能寫文章。他的叔父裴徽很有名望,經常賓客滿門。裴秀十多歲時,有拜訪裴徽的人,出來時順便拜訪裴秀,然而裴秀母親因出身微賤,正妻宣氏經常對她百般刁難,讓她做些下人該做的事,給客人端飯上菜。這天裴秀母親端茶過來,裴秀起身給客人介紹說:“這是我的生身母親。”客人得知后也都立刻站起來向裴秀母親施禮。裴秀的母親說:“我這么微賤,(客人看得起)是因為你們看得起我的兒子啊!”宣氏知道這事后,從此不再這么對待裴秀的母親。

又如裴子通以誠處悌。

裴子通兄弟8人,五世同堂,全家百余口人同灶同飲、和睦相處。裴子通長期在外做官,告老還鄉后進入耄耋之年,仍然與全家百余口同灶共飲,與他健在的兄長出門同乘一輛車,夜寢共睡一張床。為了表彰他們家的孝悌行為,皇帝下詔,把“義門裴氏”的旗子懸掛在他們家的門楣。

再如裴度以誠事忠。

裴度平藩以后,唐王朝出現了中興局面,天下歌舞升平,百姓安居樂業。但這時憲宗皇帝沉于花天酒地,不理朝政,不思進取,意志消沉。作為一品大員的裴度,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多次上書勸進,卻遭奸臣中傷,說他居功傲主,欺君罔上。憲宗也覺得該煞煞裴度的威風,于是多次貶他到遠離京城的藩地。裴度雖然屢遭誣陷,但他愈挫愈勇,為了江山社稷,為了天下百姓,堅持與惡勢力針鋒相對、不懈斗爭。舊史贊他:“晉公伐叛,以身犯難;用之則治,舍之則亂。他的盛譽德業,侔于郭汾陽,出入中外,身系國之安危三十年。”

此外還有裴懷古以誠獲信、裴頠以誠施禮、裴炎以誠取義、裴俠以誠效廉、裴樞以誠雪恥等。

以上例證足以證明,河東裴氏以“八德”立人生,秉持了一個“誠”字,而正是這個“誠”使“八德”在裴氏家風中居于核心位置而更加熠熠生輝!

三、“推誠為先”與裴氏宰相

家風,是人才的搖籃。而裴氏家風更是宰相之才的搖籃。我國封建社會近2400年,漢人宰相共有1032人,其中裴氏一門就走出了59位,創造了中華人文史上的一大奇觀。且看裴氏宰相是如何循天道行人道以利天下的。

誠天道,守“崇有”的為相之道。

裴頠(267—300年),字逸民,河東聞喜人。西晉大臣、哲學家,司空裴秀之子,頗有雅量,見識高遠,通古博今。拜侍中、光祿大夫、尚書左仆射之職。魏晉之際,玄學之風盛行,玄學家們不務實際,崇尚空談,主張“天地萬物以無為本”世界虛無論,其政治目的是架空皇帝,瓜分權力。而裴頠為了重整社會風氣,義無反顧地提出《崇有論》,對玄學進行了系統的批判。裴頠認為,總括萬有的“道”,不是虛無,離開萬有就沒有獨立自存的道,道和萬有的關系是全體和部分的關系。他的觀點有力地批駁了“貴無”派認為萬物背后有“道”、萬有背后有“無”的唯心主義觀點。同時,他主張,世界萬物是互相聯系、互相依賴的,并不需要有一個虛無的“道”來支持,萬有并不以“無”作為自己存在的條件。裴頠深刻闡述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客觀性、外部條件的客觀性、事物法則的客觀性以及人們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等基本原理。鼓勵全社會都要務實勞作,反對坐而論道,有力地抨擊了唯心主義的“貴無”論,以“實干興國”的唯物觀極大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。

誠民心,舉德業的為相之義。

裴耀卿,河東裴氏,開元二十一年(733年)拜相,授為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,后升任侍中。裴耀卿在成為宰相之前,在多地擔任地方官。每到一地,裴耀卿都會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,為百姓謀福利。所以,裴耀卿任滿離職時,百姓都舍不得讓他離開。裴耀卿成為宰相之后,他力主開發漕運,去除不必要的關卡,為皇糧西運提供了方便,三年之內,積糧達七百萬石,成為隋唐漕運史上的最高數字,同時節省運費三十萬緡。有人鼓動他以此向皇帝邀賞,他卻義正詞嚴地說:“以國財求寵,其可乎?”于是他將所省運費悉數交給國庫。公元737年,夷州刺史楊浚因貪污而被告發,按當時的律例來說,楊浚應該被判處死刑。唐玄宗得知后,決定杖責楊浚六十大板,并將他發配到古州。裴耀卿得知輕判后,立即上書,堅決要求秉公執法,按律嚴辦,敦促唐玄宗尊重民意民愿,維護法律尊嚴。

誠人道,知達變的為相之策。

裴矩,河東聞喜人,隋唐時期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戰略家、地理學家。為相三朝,他不但以自己出眾的智慧、謀略、經驗盡顯經營國家的才華,而且遵循孟子“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”的執政理念,根據所侍君王對人民的態度,采取不同的為相之策,是一位“尊時守位,知常達變”的賢明能臣。他可以顛覆一個腐朽的王朝,也可以成就一個愛民的政權。

隋文帝楊堅十分注重民生,他統一南北后著重這方面的治理,很多舉措都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。裴矩便以“為政勤奮,日夜操勞,研度經史記略,取其所長,從中問究良策”,躬行宰相之職。他對西域地理山川民族物產人情了然于胸,并付于著作《西域圖記》和地圖中。裴矩經略西域之功甚偉,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

但后來隋煬帝好大喜功,橫征暴斂,民不聊生,致使民怨四起,社會動亂。裴矩以他的智慧,竟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“糊涂事”,加重了內亂,加劇了隋王朝的滅亡。

隋煬帝被殺后,裴矩又被李世民重用。唐太宗憎惡官吏受賄,卻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賄,以試驗其是否受賄。有一個刑部司門令史接受一匹絹的賄賂,唐太宗要殺他。裴矩提出:“受賄當死。然而行賄呢?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、以禮規范行為的準則吧!”唐太宗聽了很高興,召集五品以上官員說:“裴矩當官力爭,不看我臉色行事,假如都這樣,何愁國家不治。”裴矩為唐太宗出了不少好主意,諫“試賂”僅為其中一例。縱觀裴矩一生,同是一個人,為何表現如此不一樣?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變化呢?儼然不是,而是他信守著“民為邦國之本”的政治信條。司馬光對裴矩曾有評說,“君明則臣直”。裴矩始終堅持輔佐尊天道重民生的圣明之君,極盡抵御逆天道害民意的昏庸帝王。

四、“推誠為先”的哲學思辨

“推誠為先”就是做人誠實,做事守信,這是一切成功的先決條件。

誠信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,也是我國傳統道德的基礎和根本。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,人們以重承諾、守信義、以誠立業、以信取人,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延綿不絕的中華文明。但在現實生活中,一些急功近利、投機取巧、見利忘義思想充斥著耳目,甚至偶爾會使人覺得不守誠信比守誠信具有更大的生存優勢。在物質主義、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想的沖擊下,人們往往無法守住傳統美德,而被這些消極的思想所迷惑,做出一些違背道德規范、法律法規的事情,令人不齒,令人心寒。面對這一現象,我們必須站在馬列主義哲學的高度對其進行批判式思辨。

首先,誠信的含義反映了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原理。辯證唯物主義認為,物質決定意識,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。正確的意識能促進事物的發展,錯誤的意識則阻礙事物的發展。回顧中國近代史,共產黨的真誠為民與國民黨的虛假為民形成鮮明對比,在力量極大懸殊的情況下,共產黨由弱到強,最終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。很難想象一個沒有誠信、充滿欺騙的人如何能真實正確地反映分析客觀事物,即使最簡單的道理,讓這些人說出來也會完全扭曲、變形、顛倒,結果只會害人害己害社會。

其次,誠信體現了事物的聯系原理。辯證法告訴我們,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與周圍其他事物聯系著,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,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沒有的。一個人誠實守信,就能得道多助左右逢源,克服種種困難,由不利變有利,由被動變主動,最后取得成功。否則,只能遭人唾棄、反對,處處碰壁,甚至走向絕境。他們或許也能得逞一時,但決不能得逞一世,最終逃不掉慘敗的命運。

再次,誠信與欺騙的并存符合矛盾的觀點。我們不可能保留事物矛盾的一方而抹去另一方。所以,誠信存在,與其對立的虛假就肯定存在,我們要能夠正視、能夠客觀地對待。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,誠信正義是主要的,一直是人們所贊揚的高尚品德,受到廣大人民的推崇。當然,我們也并不否認欺騙之類社會陰暗面的存在,但其充其量只是社會副產品,是支流,絲毫不影響人類高尚的道德情操。我們看問題時,不能因為看到不好的一面就全盤否定,就丟掉了信心,失去了勇氣。要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,分清主次,明辨是非,古往今來,都是如此,千萬不能一葉障目。“誠”作為真理,一直是被稱道的,千年裴氏“推誠為先”的家風也將歷久彌新,永為世人稱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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